《沾別拉》/薛喜君/北方文藝出版社/2025年5月
□任毅
相信很多寫作者都會遇到“靈感”降臨的剎那，寫作者與外部世界之間形成共振，在理性與感性共同的驅使下，不可抑制地產生寫作的欲望。《沾別拉》的創作，便是作家薛喜君抓住“靈感”后的深情書寫。2023年11月，薛喜君便有了以森工為題材、以森工人為主角，創作長篇小說的想法。在去往沾河林業局的綠皮火車上，她寫下“沾別拉是一條河，住在兩岸的人都稱它為大沾河”，四代森工故人的故事便以此為開篇，娓娓道來。正如斯賓諾莎所言，“人體自身，在許多情形下是為外界物體所激動”。薛喜君的“情”遇到沾河的“事”，文學的沾河浮出歷史地表。在80年的時空變換中，以沾河林業局為縮影，映照龍江森工從木材采伐支撐新中國工業現代化建設，到封山育林投身新時代美麗中國建設的歷史變遷與巨大貢獻。
林區空間與情感生產
不同于當下文學創作以個人的記憶與經驗為中心、撰寫自己熟悉的人與事而形成的微觀生活敘事，薛喜君的《沾別拉》則試圖復歸樸素的現實主義創作方法和古典的審美旨趣，小說中的人物、事件與時代緊密相連，宏大的歷史與微觀的個人生活彼此映照，試圖讓讀者對作品所表現的林業局生活產生“共情”與“共思”。
截至2025年8月，龍江森工林區森林經營總面積達6.58萬平方公里，已建成國家級良種基地4處、國家級種質資源庫1處，省級種質資源庫8處。廣袤的森林不斷穩定、改善著生態系統，增強森林的固碳能力和涵養水源能力。但在文學表達上，黑龍江森工集團仍是一片有待開墾的沃土。在當代文學史上，不僅森工文學的作品相對較少，以細膩的情感觀照森工林區發展歷史、切實書寫林區生產生活經驗的作品更少。在這個意義上，薛喜君的《沾別拉》開創“森工情動”的書寫模式。
從空間上看，《沾別拉》在開篇就將主要的敘事場所鎖定在龍鎮，鎖定在沾河林業局。森林形塑著人與自然、生產與生活的關系——龍鎮因林業發展而興旺，林業亦是龍鎮人生產、生活的中心與重心。無論是一代森工人楊繼業，以平民的姿態頑強抵抗日本侵略者對森林的過度開發；還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，森工支援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新中國工業化發展，在無數林工伐木、打枝、集材、歸楞、裝車、運輸的勞動中，龍鎮的歷史與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。薛喜君在歷史鉤沉中發現“沾河故事”，其實是發現龍江森工在中國社會發展歷史中的價值與意義——爬冰臥雪、艱苦創業，無私奉獻、砥礪前行，開發大林區、建設大林業、保護大生態，為共和國的發展建設作出了巨大貢獻。
守護與發展的道路選擇
自離開伐木隊后，楊石山便拿起鎬頭上山植樹。作者用大樹“流血”的魔幻現實主義手法，借楊石山之口道出“我欠你的，我欠你的”。自歐洲工業革命以來，在“人類中心主義”與資本通過剝削實現擴張、增值的內在需求的互動關系中，自然資源被視為“可交易的商品”，只有將自然降格為滿足“人類利益”的“工具”與“商品”，資本才能通過開采、加工、銷售實現增值。雖然工業化、現代化為人類生存與發展提供了便利，但這所謂“合理的進步”卻對自然環境產生系統性的破壞。正如林恩·懷特所言，“人類中心主義是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”。當下，生態文學以自覺的生態意識反映人與自然關系的文學實踐，跳出“人類中心主義”的藩籬，將視野從“人”“人類”轉向人與自然之間平等、尊重的關系，強調人的責任與擔當。“森工人是時候為大山想想，為大河想想，為大樹想想，為它們做點啥了”，楊石山意識到激情開采的背后存在著生態破壞的隱憂，并闡發讓自然休養生息的理念。
然而，森林的危機還是出現了，森工人經歷著職業生涯的“過山車”。如何既能保護寶貴的森林資源，又能尋求森林資源在新時代高質量發展的新路？三代森工人楊春洛、楊夏瓔繼承著父親楊石山的理念，各自走出一條順應時代發展的道路。楊春洛選擇“守護”。相較其他森工人，楊春洛具有鮮明的生態意識。“三月中旬的小興安嶺山脈，積雪還沒完全消融，蒼莽的林海，一派壯闊。她還看到如潮水一般，涌動的綠意”。楊春洛愛山，所以在新婚之夜和丈夫高守利商量去森林防火瞭望塔，當守護大森林的眼睛。對于森工林區而言，守山既是守護了森林這一重要的自然資源，又是守護了森工人的“飯碗”與“出路”，更是守護了人類文明的未來。楊夏瓔選擇“創新”。在全面停止商業性采伐、森工企業轉型的陣痛中，楊夏瓔尋找到新的生機。楊夏瓔承包中草藥種植園，深耕小興安嶺的名貴中藥材，短短幾年便成立中藥飲片廠，創造五百多個就業崗位，吸引眾多森工子女返鄉簽約，助力鄉村振興。在楊夏瓔身上集中表現出新時代森工人的創新意識與社會責任擔當。
人與森工的情感鏈接
作者對森工林區飽滿、炙熱的情感在楊春洛退休儀式上達到頂峰。在楊春洛守望的551塔下，一塊白色大板掛在石頭屋的墻上。紅漆寫著“心系林海，艱苦奮斗，服從需要，勇擔使命，追求卓越。”二十個大字，這既是對楊春洛守塔生涯的總評，更是對森工人精神品質的深刻詮釋。楊春洛的守望悄然結束，而她的兒子高石頭和兒媳佳嘉辭去城中的工作，回到龍鎮，接續母親“森林之眼”的守望職責。從楊石山、楊春洛到高石頭，他們身體里流淌的都是森工人的血，心里裝著山水與森林。伴隨著新一代森工人接過歷史的重任，沾河林業局如同四季交替一般，進入下一個輪回。
作者薛喜君被森工人的堅守與付出打動，她將這份情感注入楊家四代人的生命之中，由點及面深入刻畫森工人砥礪前行、擔當奉獻、顧全大局的精神品質，也重述沾河林業局的歷史與現實。然而，高度飽和的情感也使小說在人物形象設置上出現相對臉譜化、符號化的特點，但瑕不掩瑜。長篇小說《沾別拉》的創作將沾河這一自然地理空間賦予文學想象，在歷史、記憶、經驗、情感的共同作用下，“沾河”不僅被賦予文學故鄉的情感意義，更寄托了森工人服務國家戰略、推動綠色發展、注重生態文明建設、實現林區振興的重要精神力量。